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7月1日生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主任、西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周少青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这部法律并非仅限于消极的“反歧视”或维持现状，而是主动确立国家责任，旨在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他认为，这种“积极促进”的理念在全球民族立法领域具有独特性，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需求的回应，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创新。
从“族群本位”转向“共同体本位”
周少青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转化为法律规定，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将重心放在族群界限和特殊权利安排的立法模式形成对比。他解释说，西方立法可能导致“族群权利”压倒“公民权利”，加剧社会分裂。中国则在承认差异的同时，不固化差异，并在尊重多元的基础上构建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这种从“分”到“合”、从“族群本位”向“共同体本位”的转变，为解决全球族群分裂问题提供了“多元一体”的法治化中国方案。他强调，缺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识基础，进步将是盲目的，发展成果也容易被削弱，该法体现了国家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责任。
从“消极保护”转向“积极促进”
周少青进一步阐述，没有进步的团结是脆弱的，缺乏经济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物质支持，团结将难以维系。他认为，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权利分配问题，更需要通过共同发展来化解结构性差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正是体现了发展性理念。他提到，西方国家的民族立法多以“权利法案”或“反歧视法”形式出现，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家或多数群体侵害少数群体权益，或被动确认少数群体的某些权利，但这种模式忽视了发展的动力，难以实现社会整合。相比之下，中国的这部法律是“促进型”立法，它不满足于“不歧视”或“保护现状”的底线，而是要求主动作为，通过法律“促进”各民族在共同“进步”中实现深度“团结”。
从“纸面”落实到“地面”
自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来，中国许多省市已出台相关配套措施。一些地区提出通过产业发展来巩固共同富裕和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还有些地区则以社区为单位，将法律倡导的“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转化为可量化的基层治理指标。周少青认为，这些措施的价值在于，它们没有将法律教条化，而是结合地方实际和人口结构，找准了“促进”的着力点。
关于法律实施可能带来的变化，周少青分析，在语言方面，该法既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权，也赋予民众在更广阔的平台参与公共事务的“发展性语言权”；在文化方面，鼓励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借鉴、融合和活态传承；在就业方面，推动跨区域流动，打破隐性壁垒，以实现更平等、更充分的发展机会。他同时提醒，法律从“纸面”走向“地面”的实践，还需要建立从“软引导”到“硬约束”的机制闭环，尽管“促进型法律”以倡导为主，但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危害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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